尚耀庭的博客

火山上的中国：亟需终结的几个神话

●石勇

　　任何一种逻辑体系的建构都必然在自洽的“合法性论证”要求中不断地进行扩张。“阻力”的消失即为负反馈条件的缺乏。它将产生两个明显的后果：逻辑体系的形态远离逻辑得以演绎的原点而导致自我否定的危机，以及正反馈的无以复加导致逻辑系统的崩溃。(燕南,http://www.yannan.cn)

　　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改革”视为这样的一种逻辑体系，那么，统治的专制性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掠夺成性对权力的暴虐与资本的贪婪的释放所导致的严重政治社会危机使中国社会正面临崩溃的可能。权力与资本的歇斯底里和民众的悲惨状态使中国正越来越象是一座有待喷发的火山。因统治者以其政策对其赖以获得统治合法性的来自历史传承的意识形态的否定，以及支撑其当下统治的“改革”神话在民众心中的破灭，“经济发展”正蒙上阴影，中国正陷入一种火山喷发前的无序和恐慌状态。阶级对立的出现以及各个或大或小的利益集团对新老意识形态的玩弄使民主化的努力雪上加霜，它有可能等不到徒具形式的那一天就与中国社会同归于尽。(燕南,http://www.yannan.cn)

　　一、意识形态神话与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

　　不管现在统治者将中国仍然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且不说“改革开放”前是否“社会主义”）是厚颜无耻还是迫于无奈，都昭示出这一点：由历史传承而来，建构了其统治合法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哪怕徒具符号功能而像一块抹桌布也不能在现阶段公开抛弃。其政策可以“向右转”到连西方的右派都不能容忍的程度，但仍然必须“开左灯”。抛弃了这个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无异于从内部对统治进行摧毁。(燕南,http://www.yannan.cn)

　　但是，它的政策已经使“社会主义”等“左”的一切特征差不多被抹得一干二净。权贵资本主义、黑金政治的逻辑使中国社会恍如置身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丛林。这种极右化的政策和其所标榜的“左”的意识形态已经严重分裂，任何一方都不能从对立的逻辑中来对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燕南,http://www.yannan.cn)

　　这种“精神分裂”典型地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所有这些“精神分裂”的症状表现已经使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分划出现无序状态，以致任何不结合具体语境的炎炎大词的高谈阔论都仅仅是或别有用心或大脑僵化驱使下的一场闹剧。(燕南,http://www.yannan.cn)

　　但这种混乱而无序的状态给一些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仰赖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主要是反左”的政治定位，任何对掠夺式改革的质疑和反抗一律被扣以“左”的帽子而打压下去。当下的“左”和“右”的价值判断与“文革”时完全进行了颠倒，文革的暴虐使“左”声名狼藉，以致这个离开了“文革”时的特定语境便没有任何所指的符号已经成为“罪恶”的化身。而“右”则因“文革”时的蒙难在当下获得了无限的荣光，虽然现在的“右”与“文革”时的“右”没有多大的关系，甚至“文革”时的“右”在当下的语境中已经具有浓厚的“左”的特征。借助于政治上对“左”判的死刑和“左”的历史恶名，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左”扫清了掠夺和分脏的障碍，以致被侵害的民众都不知道他们的苦难来自何方。但是，只有别有用心之徒或无知无耻之徒才会不结合具体的语境而对“左”和“右”进行价值判断，并无视它们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涵义，必须根据其在特定时期的表现及内容来作出判断的事实。如果说“左”在文革代表着一种暴虐，那么在当下，则更多地是被侵害的民众对于掠夺式改革的抗议，是对民主、公正的诉求。而“右”在当下的表现则更多地代表着“精英联盟”对于民众的掠夺和压榨。既得利益集团企图将民众对于民主、公正的诉求偷换成“文革”时的“左”，而将“精英联盟”的罪恶置换成“民主”、“自由”等炎炎大词，正说明其对民众的恐惧已无以复加。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出，在统治集团已极右化时，对“右”的美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燕南,http://www.yannan.cn)

　　二、“不争论”的神话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他还强调：“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375页）(燕南,http://www.yannan.cn)

　　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一言九鼎就此决定了中国社会现在的格局。从此，“防左”和“改革开放”一样成为不可阻挡的“主旋律”。“左”和“右”一样，作为政治光谱具有丰富的涵义，必须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反”或“扶持”。它们和“民主”、“自由”、“专制”、“独裁”等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左”和“右”都具有自身的价值，都可能保持社会的均衡，也都可能分别走向专制独裁的歇斯底里。除非是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左”、“右”的均衡才有意义，否则必须根据具体的所指来界定和评析。因此，在专制制度下，“反左”或“反右”的一元化倾向只会带来灾难，而且其合法性必须根据统治集团是极左还是极右来判定。从这点来看，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反左如果界定为清除文革时极左的余毒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在专制制度下，“反左”的逻辑演绎并不会在对“右”的一元化逻辑建构中导向民主――和“左”一样，“右”与民主自由本身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同构性――，而是崔生出了权力与资本的掠夺综合症，一个高度贫富悬殊的极右社会。当“反左”已经达到这个地步时，它也已从道义上被判处死刑。(燕南,http://www.yannan.cn)

　　与“反左”遥相呼应的是“不争论”的专制逻辑，借助于这个专制逻辑，极右化的改革政策消除了质疑和反抗而一路狂奔。这个被无数朝廷鹰犬所美化鼓吹、建立在对思想争鸣、言论自由的公开扼杀基础上的专制逻辑本身就是对“人民权利”的一种践踏，因为任何改革都具有公共性，都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剥夺他们的权利本身就是对他们的利益的剥夺。这个专制逻辑最野蛮地体现在激起民愤的国有企业的“改制”中，在对这些全国人民从理论上讲都具有所有权的资产进行“拍卖”时，不仅不允许“争论”，即听取全国人民的意见，而且连相关企业的工人的发言权利也未予以考虑，权力和资本一合计，就轻易地将本属于大家的东西弄到了他们的手里。而恰恰是这种“不争论”的神话，权力资本对于国有资产的掠夺，诸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对于普通民众的掠夺才会在一片骂声中一日千里。(燕南,http://www.yannan.cn)

　　因此事实真是富有讽刺意味，所谓的“反左”和“越右越光荣”不仅未见丝毫“自由”的痕迹，反而成了专制的一种道具。这种“不争论”以侮辱民主、自由的理念始，以扑火民主、自由的诉求终。仰赖于这种“政治保护”，中国的“改革”进行的“暗箱操作”一直到2004年的“郎顾之争”才撕开一道口子。而假如没有顾雏军愚蠢的对郎咸平的起诉，并通过媒体的报道得到聚焦，从而在事实真相的暴露中在全国炸了锅，这种“暗箱操作”还很难被大多数人所关注。而“郎顾之争”之所以引起如此反响，不是因为它的新闻效应，而是中国的掠夺式改革已经民怨沸腾。因此，在现阶段，终结这种“不争论”的神话不仅是民主、自由理念和民众维护自己权利的要求，而且是对中国社会所埋藏的地雷的一种排除的努力，以防止它不致于要埋藏到使侵害者和被侵害者同归于尽的一天。(燕南,http://www.yannan.cn)

　　三、“市场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对立的神话

　　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悲壮地写道：“我们所疑惑的并非遍布大地如同地狱一般的现实图景，而是没有冲破这种现实的合适机会。在今天，如果还存在着我们可以把传递讯息的责任交给他的人，那么，我们决不馈赠给那些“大众”，也不馈赠给个人（他已无力），而是馈赠给一个想像中的证人――只要他不与我同归于尽”。(燕南,http://www.yannan.cn)

　　这段话可以在中国的语境中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它既可以解读成民主化的困境，也可以解读为普罗大众难以在他们的悲惨状态中挣扎而出的困境。但这些困境无疑都与受损阶层（阶级）和获益阶层（阶级）在“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的格局中采取不同的经济立场，因意识形态或思想、感情上的隔膜，哪怕政治立场一致也难以形成“同盟”，甚至获益阶层（阶级）还通过意识形态的无知偏见客观上鼓吹对受损阶层（阶级）剥夺的意识形态有关。对于获益阶层（阶级）来说，他们在市场中的获益离不开一种与资本对应的市场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被专制权力所运用恰恰是造成受损阶层（阶级）苦难的一个根源。因此，一些不见得与权力公然结盟却成为改革的获益者的人甚至公开对这些受损阶层（阶级）维护自己权益的“左”的诉求进行辱骂，使建基于阶层（阶级）隔阂甚至对立基础上的所谓“自由”、“民主”词语的普遍性能指的神话因只对应于这些人的所指的暴露而破灭。(燕南,http://www.yannan.cn)

　　由此有必要看清一下中国的“市场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说西方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市场意识形态”背后站着霍布斯语境中的巨型怪曽，那么在这一点上中国尤为明显。所谓的“改革”，所谓的“市场经济”，所谓的“私有化”，皆是由“国家意识形态”所推动，以专制权力来保驾护航。而“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是“改革”的主流理论，已经成为“国家意志”。它和“马克思主义”的争斗已经不是“在朝”、“在野”的争斗，而是统治集团内“右”和“左”的争斗，是新的意识形态对老的意识形态的驱逐。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高度融合，权力与资本称兄道弟，官商勾结成为当下常态。这个时候还要将它们对立起来，将市场意识形态标榜为“反专制”，这种表演难免让人有既当了婊子又立牌坊的感觉。在“国际歌”之类的调子、《包身工》这样的作品已经非常让统治者害怕的今天，所谓的“市场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恐怕只能说明资本和权力除了相互勾结，还有着追逐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所驱动的争斗的另一面了。(燕南,http://www.yannan.cn)

　　事实上，一个叫罗伯特.库尔茨的德国人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发迹史和罪恶史时，早就看穿了这样的把戏：“市场与国家、私有资本与国家经济、经济要人与政治精英，无论从历史或是社会结构的角度而言，这些对立面所体现的始终只是同一社会场域的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方面随时有发生突变的可能。”他再次强调：“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纯粹表面性的对立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圈套以及极权主义―自由主义利用自身的两面性而做的一种变形游戏而已。”(燕南,http://www.yannan.cn)

　　这样的“变形游戏”并不仅仅是现在才开始，实际上一开始它们就存在逻辑的相通。罗伯特.库尔茨还发现：“作为偏离正统思想脱胎于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从根本上说受到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利益范畴的高度感染”，因此，“东方当初从一开始就不是另一种历史选择，而只是西方本身的一个更为粗糙和脆弱的，而且半途而废的版本而已。”如今，这个版本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不得不向那个高级的版本回归――而且是以最野蛮的方式向高级版本的低级形态回归。而拙劣版本改邪归正而向高级版本的低级形态回归的“唯一历史选择”的认定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对于西方的“羊吃人”时期的拙劣模仿所带来的一切罪恶变成了一个似乎可以获得合法性支持的历史进程。自然，在此过程中的获益者，要大力鼓吹虽然让他们获益，却已经与“国家意识形态”狼狈为奸的“市场意识形态”。(燕南,http://www.yannan.cn)

　　这种情况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蒙上阴影。当“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意识形态”已经融为一体时，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而对“市场意识形态”进行鼓吹无异于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献媚。而在这种表演中，在政治上具有相同立场的阶层（阶级）的隔阂只会加深。这样的阶层（阶级）隔阂将考验某些强势群体对于民主理念的忠诚，因为任何对侵害民众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容忍甚至鼓吹都只能证明“民主”、“自由”这些炎炎大词的摇唇鼓舌者都不会真的会认为这些词语具有超越于他们自身利益之外的公共性和普涉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切似乎具有公共性的意识形态鼓吹都会失去它的魅力，取而代之的绝不是公共诉求，而是无情的阶层（阶级）博弈――不管它是用规则还是用暴力。

                                   关于张伯苓先生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研究

                            张岂之
　　张岂之20世纪我国教育家群体中，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一位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再一位是办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先生。关于蔡先生的研究已趋深入，有关资料经过专家整理陆续出版，专题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为数不少，总之蔡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宝贵资源。可是关于张伯苓先生的研究和评价尚有不足之感，一来缺少系统材料的发掘和整理，二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和伯苓先生在基础教育方面的实际贡献尚不相称，这是令人遗憾的事。但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教育家们和教育工作者们冷静地反思20世纪中国教育的时候，人们对于伯苓先生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
　　蔡先生和张先生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披荆斩棘为中国开辟现代教育的先驱者。在他们身上洋溢着充沛的教育创新精神，而在时间间隔几十年以后，人们不能不惊叹其历史眼光的深邃，他们不愧是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问题不在于他们给后人留下多少文字资料，主要是他们的教育实践向人们展示出什么；即或他们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只留下片言只语，但他们的教育实践却向人们昭示：这些教育的先驱者之所以有如此的教育实践，肯定是源于某种教育思想的启示，这些并非完全来自西方，也不是古老中国教育观念的复活，而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因此对于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研究，不能完全依托于教育家们写出的文字，而应当从他们的教育实践中去仔细提炼出理论性和思想性的东西来。
　　笔者曾于抗日战争后期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我身受的教育以及数十年后反思这段学习生活，我真实地感受到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渗透于当时南开中学的教育实践中。我想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笔者曾在陕西城固师大附中读过初中，这是"战时学校"，从北平迁来汉江边的一个小城，小小的操扬，加上几排茅草屋，这就是学校的全景。可是当我第一次跨进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校门时，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印象：校园宽阔，各种建筑错落有致，多种样式，并没有"战时从简"和匆匆从战区迁来后方的痕迹。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有机会读到伯苓先生的一些论文，比如1935年他从湖南到四川去筹办学校，舟过石首，有这样的诗句："大江东去我西来，北地愁云何时开，盼到蜀中寻乐土，为酬素志育英才。"他经友人介绍，在重庆沙坪坝建立南渝中学，这是1936年的事。1937年1月他在天津校友会上所作《我们要振作起来》的讲演，其中有这样的话："去年华北很乱，我看见四川的前途很远大，就选了四川，又选了重庆……选了沙坪坝。南开以往开发东北，费事，近又因政治关系，不能努力；有人赞成在成都，可是重庆见长，只电灯进步的速度任何城市也比不上。"于是在这里建校。1936年年底他在南渝中学住了几天，心情身体都很好，他在上述同一讲演中又说："我在南渝住着很高兴，天天在院子里转，那儿的花匠跑到山里去拾花种子，把它发成畦，把南开的菊花单放一畦，插上签条叫'南开菊'。任叔永到那去看见说：'南开菊都到南渝去了!'"……在这个讲演的结束时，说道："我们要想新的路，新的法子，新的计划，用新的精神，往前猛进。"及至抗日战争爆发，伯苓先生来到重庆，住南渝中学津南村，而"南渝"随之改名为南开中学。
    我举上述例子是想说明，伯苓先生在教育上的高瞻远瞩和创新精神，这在一般教育工作者身上是并不多见的。因此，伯苓先生如何设想在重庆办南渝中学，其中就体现着他的远见卓识，从他的这一教育实践中会提炼出很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尽管这方面的材料并不多，但不妨碍对此专题做出深入的剖析。
　　我们从伯苓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讲演中可以看出，其中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将人才培养与抗击日本侵略者、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例如1944年6月24日在重庆南开同仁聚餐会上所作《国际大势与南开前途》中明确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必然胜利。在1944年就考虑到复校的问题，这说明伯苓先生不愧是教育战略家。关于南开复校，他认为"地址必在天津"，这并非由于天津是南开的诞生地而作如此结论，而是从中国将来实施工业化战略计划的全局来考虑教育问题的。关于战后中国的首都，伯苓先生认为应当是在北平，因为"北平实为主持此工业事业之大本营"，而"天津地接北平，水陆冲要，工商汇萃，将来发展，希望极大，因此南开复校地址，必在天津"。后来历史的演变，又一次证明伯苓先生具有远见卓识。这说明伯苓先生关于教育的预测不是心血来潮，不是主观判断，而是基于审时度势的周密考虑。这种精神值得后人永远记取。教育家之所以成为教育家，首先的一条就是从大局、从国家民族的命运来考虑教育问题。纸上谈兵、坐而论道是不行的。
　　还要指出，伯苓先生关于南开学校的训练方针(实际是教育方针)，共有五条：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这些都是伯苓先生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仔细研究。其中"团体组织"指的是学生应有各种社团，在社团的活动中增长才干的创新精神。社团含学术研究、讲演、出版、新剧(即话剧)、音乐研究会、体育竞技会等项。凡是从南开中学出来的学生都有这样的亲身体会，由于学校的提倡，在课外参加社团的活动中得益不少。笔者曾经参加辩论会，参加话剧创作，参加课外读书论文竞赛等项活动，这些对于自己后来升入大学和进入社会工作，都有莫大的好处。
　　我还想特别提到，在新中国建立前，南开中学的性质是私立，而且伯苓先生认为私立学校自有其优点。1944年他展望未来南开教育的发展时，主张继续维持南开的私立性质。他说，"私立学校只要有计划，有干部，有经费，尽可以按部就班，向前做去。外界的束缚较少，外界的干涉不多，然后才能自由发展，实现理想，所以我主张今后南开学校要能永远保持私立的性质"(《国际大势与南开前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伯苓先生的这段话为世人所不解，甚至是误解。伯苓先生曾经为这样的观点付出了代价。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现在不必再去详加探讨。值得注意的是，伯苓先生主张南开的私立性质，是为了把南开办得有特色，与其他学校不同，不是"千校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有远见的。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定》发表，这是一个划时代充满创造性的教育纲领性文件，其中提倡公办、民办两条腿走路，提倡办学应有特色(对于公办学校亦应有特色)，并且将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材作为国运兴盛之所系。今天在《决定》文件的指导下，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伯苓先生关于办私立学校的计划，觉得其中有不少值得借鉴的东西。
　　前年，笔者写了一篇题名《老师》的散文，是怀念南开中学的老师的。文末我写下这样的话："漫长的岁月没有冲淡我对南开老师们的情感。相反，我越来越真切地体验到他们辛勤育苗的崇高爱心。我对南开高中的学习生活记得那么清晰，甚至每一个细节都给我亲切的回味。现在，在我案头放着一本由南开老校长张伯苓先生题写书名、1995年7月编辑、出版的小册子：《南开高中》。里面选登了45、46两届同学的若干篇文章(其中也有我的短文，是对未来中国的憧憬)，这些习作充满对学校和老师的热爱之情。我时常打开这本小册子，仿佛又见到方老师、王老师……感受到南开的创办者、平民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精神力量。
　　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也是每位南开校友的亲身体验。由此我觉得，我们需要在21世纪更加深入地研究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课题在20世纪尚未完成。
(作者张岂之：为重庆南开中学1946级校友、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这个序言中，作者得面对这些问题。首先，我必须对“深层结构”这个概念予以进一步的澄清。 这个概念的运用并非指中国历史从无出现变化，而是辨认中国历史 上由古至今比较稳定的某些规律，它们是使“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因此，它可以比拟作河床的底部岩 层，纵使河流本身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显然，在历史思考中应 用“结构”这个概念，不该是用来论证黑格尔哲学传统里“东方社会”或者“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类先天上固定的本质。它应该是用来指示某一个历史时段内相对稳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又出现相互联系性，可以让我们用“结构”的概念去综括之。“历史”本身就代表变化，没有概念的魔术师能改变这个事实，然则，历史如何被“结构”这个观念取消呢？

　　用结构观念研究历史的佼佼者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他用史料论证：在整个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地关系呈现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既不同于15世纪也有异于17世纪，自然也使它不同于其他地区。但这个16世纪只是一个“时段”，如果我们想论证地中海这个大区在整个近代初期都具自身特色，令它与其他地区判然有别，我们不妨把“时段”拉长，进一步探讨该区在15、16、17世纪这三个时段间的共同关联性，归纳出这个更长“时段”里的相对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想论证地中海区由古至今都有自身的特色，在理论上是可以设想一个极长“时段”作为操作单位的。

　　当然，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作一个“长时段”的，并无人尝试过。它是否为人接受，该视其有否说服力，而不该是理论上的一种绝无可能性。从理论上对它作出本能式的排斥者，是出于把历史时序和逻辑时序两者混淆。

　　这个混淆，也出现在历史学是否可以像自然科学般作出预测的论争里。历来都有人具历史学可以预测未来的信念，但他们是混淆了两种时序。自然科学式“预测”所赖的因果关系是出现在逻辑时序中的。例如说，1605年英国天主教徒在国会的地道中埋藏炸药行刺整个王室的案件，如果得逞，造成划时代的大案，我们该如何做出因果关系的解释呢？物理学家会说导因是火柴，化学家会说导因是火药，而历史学家如果也想诉诸自然科学式的因果律，则会考察人文因素：有些史家会说导因是宗教改革后英国的国教政策，而马克思主义史家会认为是封建残余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反扑，其之所以失败亦有其“必然性”、无论如何，如果这几种说法都设定在任何时空底下凡出现相同的因就会有同样的果，其解释的架构都是逻辑性的，是超越任何特定时空的因果关系之先后排列。

　　但是，职业历史学家所处理之对象无一例外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historical　timeline)；它是必须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人物的叙事形式。这个时序——典型的例子是五经中的《春秋》——只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一个进程，并没有普遍性的意义。但历史学家如果要解释某一事故的“前因后果”，就必须把该特殊事故纳入上述那种具普遍意义的因果律的框架中。也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只能“解释”已经发生的，而不能预测未来。他如果把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和因果关系的逻辑时序混淆的话，则会把自己变成“灵媒”，亦即是在某一特殊时地的事故发生后，去预测另一个特殊时地的事故必然会随着发生，而其假冒的逻辑必然性则会堕落为活神仙式的“宿命论”。

　　本书中谈的“深层结构”显然并非历史时序，但也不属于普遍适用于任何时空的因果关系范围，确切一点，该说是一种针对特定范围——中国——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设定。书中无疑举了许多历史例证，但是处理方式并不同于一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把它们归入我所谓的“表层结构”现象，亦即是属于特殊领域。书中的“深层结构”概念既然是一种相对稳定性的设定，而不是一种“亚细亚”式的先天不变性，因此，并不存在它是否在“将来”甚至在“现在”会遭改变的问题。　　

　　“深层结构”在理论上是可以被全面解构的。但我既然是把它设定为“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仍预想这个相对稳定性的某一程度之持续。有了这个新的体会，才为新千年版写出如下的新结论：

　　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用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中国文化的“文法”规则能否在新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句妙句，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旅美学者孙隆基先生的代表作，是作者对自身文化“硬心肠的”反省的结果。原计划是探讨中国人“现代化”的问题，因此书名原定为《中国人与现代世界》。但是，深入探讨的结果，发觉固有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特色并不因“现代化”而减灭，反而是有加强的倾向。遂醒悟到：“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不一定能够成立，而所谓“现代化”可能只是表层的现象，至于一个文化则有其不变的深层结构。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愤怒。有些愤怒的积累是石破天惊的爆炸，而有些愤怒，累积久了，却是默默的悲哀。

    例如对腐败官员的态度。

    反腐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腐败者的下场也足为世人之鉴。但是，还是有那么多后来者，前赴后继，欲海沉浮。

    面对他们的名字—有的也许就在你身边不远，面对他们沉没后的身世悲凉，我内心涌动的已不再是愤怒，而是悲哀。对人性的悲哀。

    在所有腐败者的轨迹中，都能找到一个最基本的原点：心理不平衡。不平衡的表述有很多种，但内涵是一致的，就是“我得的太少，我应该得到更多”。

    “我做了那么大贡献，为什么得到的这么少？”

    “年龄大了，再不捞点，退休就没人管了。”

    “我帮某某赚了那么多，拿一点不行吗？”

    “为什么别人都在沾便宜，我就不能沾一点？”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干嘛把好处留给后面？”

    ……

    位置越高，权力越大，越不平衡。

    我不想再去探讨权力来源的问题，制度反腐的问题，甚至也不想探讨哪些礼金合法、哪些不合法的问题。我只想把这些腐败者还原为最普通的人：当你进入“不平衡—满足—还不平衡—继续满足”的循环时，你真的快乐吗？你真的是需要那么多藏匿的存折和礼品才觉得心安吗？当你看看周围还有太多受苦的人，受难的人，受冤的人，受伤的人，受贬的人，难道只是因为他们的能力都不如你吗？你还有那么多吃亏的失落感吗？你可以不对生命、生活感恩，但你难道一点都不觉得，你已经是世界上的幸运儿了吗？

    财富的“富”，不等于幸福的“福”。《圣经》里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金钱，即使源源不断，也解决不了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远比财富更重要、在先的问题。

    “1993～1994年，什么都有的时候，心里很恐慌。出去排解，打高尔夫，开跑车，跟家人到荒岛度假，强装欢颜，却只能找到happiness（快乐），而找不到精神上的joy（喜乐），其实好惨。”香港新鸿基地产的总经理郭炳江说过。

    “假如人生可以再活一次，我宁愿生命中没有金钱，而有目标。”美国当年的钢铁大王卡内基说过。

    究竟是什么在motivate（激励）我们，去走完这不容易的一生？

    不妨再一次地倾听一下爱因斯坦式的答案—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持续不断的源泉。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的，是善、美和真。　　

    ……

    人是通过为他人的服务（付出）而实现自己的价值的。人是通过对善、美和真的探求去发现自己的价值的。每个职业在本源上的价值意义就在于此：一个医生的价值是解除病人的痛苦，一个公务员的价值是为人民服务，一个教师的价值是教书育人，一个企业家的价值是以创新的方式服务消费者。至于每一种职务的分别，不过是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所承担责任的分别。

    可是，很多人考虑的不是价值，是价格。不是职责，是职位。他们把可以净化人生的谦卑的服务精神，把公共赋予的神圣责任，当成明标暗标的商品去出售。似乎价格越高，人生就越有意义。

    然而，问题再一次指向根本：这样做，你真的快乐吗？

    古人说，心安是福。马丁•路德说，无亏的良心是床上最好的枕头。

    是无休止的索取，还是不间断的付出，更能让你找到最好的枕头呢？

    一念之差，却是生命的天壤之别。

    良心，理想，信念，信仰，它们是如此的轻，不过是几个字；但是，它们又是如此的重，源于文化，教育，更系于内心的执著。

    在这个7月，中国企业界发生了一件不算是大事的事，曾有“中国咨询业第一人”之称的麦肯锡北京公司董事长潘望博（Tony Perkins），离开了公司，到台湾传教去了。他要去三年。

    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选择不可想像。但是，一个知道自己精神使命的人，无论外人怎么看他，他的心灵都是自由的。

    “教会惟一真正的财富，是教友的信心。”一个人真正的财富，是他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

    贪腐者的生命，无论用多大的金钱去包装，都是让人悲哀的。

    因为，他们忘记了：

    一个家庭中，没有比和睦更重要的事。

    一个生命，没有比心灵的自由快乐更重要的事。

    这个世界，没有比信仰更重要的事。

为建设绿色中国而奋斗

 尚耀庭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寻求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建设绿色中国任重道远。

近来，因为海洋石油资源争端、钓鱼岛主权事件等纠纷，中日两国关系之间紧张加剧。国际舆论总体认为，中日之间的资源之争是两国发展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将对地区形势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无疑是为人唾弃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个和我们有着特殊关系的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日本资源贫乏，在工业发达的情况下，并没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却创造了许多经济发展的奇迹。这得益于日本早于中国多年发展循环经济。“绿色富国论”正是他们实施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的信念。“绿色富国论”包含着多层次多方面的内涵。首先它宣告了单纯追求物质极大丰富时代的结束。同有形的物质一样，美好的环境也是可贵的财富，有限的能源、资源是人类最好的储蓄；“绿色富国论”并不否认经济发展，而经济方式的转变必将孕育新产业的发展，环保领域正逐渐成为日本经济的新增长点。企业是日本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的主力，以大企业为主的一批“零排放工厂正在建成，从原材料进厂到产品出厂，每道工序的废弃物都被其他工序用作原料，不再产生工业垃圾。实施循环经济不仅使生态环境免受污染，也给企业乃至整个产业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印尼一位环境学家说：“我们坐在一架正在坠落的飞机上，头等舱坐着欧美和日本，发展中国家坐在经济舱，但飞机继续朝下飞的话，大家一样的下场”。除了调整“飞机”方向，我们别无选择。调整经济方向，谋求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实现“绿色富国”，将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做出和实施这一选择，我们不得不面对远远多于日本的负面因素：人多而物不博，现在发展水平还很低，人均GDP仅为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还需要大力迅猛发展。人口13亿多，占全球1/5，高峰将达16亿或更多，而主要资源、耕地、水、能源、各种矿产按人均计，都列在世界后列。如果有1/10的粮食要进口，就会压垮世界粮食市场。又如石油,为世界平均的1/10，如果中国按美国现在的标准消费，每年需50亿吨以上，全世界生产的石油都给中国用也不够。其他如水和重要的矿产资源现在都已面临危机。约1／5于日本的人均能源使用量，约5倍于日本的单位GDP能源消耗量，环境污染、能源不足、地区贫苦、严重缺水、人口过多等等，“绿色富国”任重而道远。 如没有远虑，前景十分危险。同时环境也不容许这样消耗下去。

目前，我国资源开采和利用方式粗放，浪费严重。在矿产资源本身短缺的同时，还由于技术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我国的资源利用率比较低，而且废旧机电产品的资源化率也比较低，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据测算，目前我国可以回收而没有回收利用的再生资源价值达上千亿元。每年约有500万吨左右的废钢铁、2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回收利用。制造业是最大的自然资源使用者，也是最大的环境污染源，废旧产品可造成严重的“汽车垃圾”、“电子垃圾”等社会公害。有不少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或有害的重金属，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有一些本应报废的废旧产品从经济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地区继续适用，造成了能源过度浪费、噪声污染、环境污染、效率低下等问题。随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进一步奠定，情况更加危机。

非典的肆虐，气候的无常，荒漠化的加剧，污染的严重……这些无不说明中国生态危机的步步进逼。绿色中国的理念正是在这种危机的关头辗转反侧的走向前台：从1998年起开始，我国开始引进循环经济理论，并进行试点工作。先后开展了8个生态省建设，建立14个生态工业示范园，创建了38个环保模范城市。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和知识经济一样，是社会进步的产物，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如今已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潮流。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我国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实现。

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绿色中国”，本届政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了“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完整理论体系。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标志着我们对发展观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

“五个统筹”包括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核心是“统筹兼顾”。“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其描绘的正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中国之路，是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

环境因素是社会因素，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环境责任是社会责任。大学生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不负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

近年来，国际环境教育界提出了新颖而科学的“环境定义”，共两层涵义：人以外的一切就是环境；每个人都是他人环境的组成成分。这一定义有利于公众理解环境问题与自己的联系，从而脚踏实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这一定义把人们日常生活的家庭、社会乃至自身也纳入了环境的范畴，使得环保的外延不断扩大，其间道德的因素也进一步增加。怎样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从总体上反映了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基本取向，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

因此，环境道德是环境意识的主体内容和核心精神，一个人环境道德的高低决定他如何对待自然与他人，一个人如何对待自然与他人又反映了一个人的环境道德水平。所以，学校应该把环境道德教育作为环境教育的主体与核心加以重视。

潘岳会长在《呼唤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中指出，对于建设一个绿色的、可持续的、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最大的功德，是最大的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同样，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在环境保护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当代大学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成长，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训练，经过国家严格选拔，无论是从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看，还是从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看，都应该是同龄人中的优秀群体。新时期大学生利益意识、平等和公正意识、自主自立意识、发展意识、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强，积极要求获得影响社会生活的途径和方式，更加关心自己的素质提高和发展前景。但不可忽视的是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却相对欠缺。

很多孩子都是从小到大只被要求好好读书，考取大学。这种免除社会责任的成长环境使他们虽然在年龄上成人了，但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方面还没有完全成人。独生子女政策，求学和就业的压力，多元化价值观念等因素也容易使一些学生一事当前多为自己打算，给人强烈的“自私”的感觉。功利主义盛行的风气下，缺乏对于环境等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愿意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就不足为怪了。

近来一些网站的论坛上面看到很多关于民主的贴子，强烈要求人民放弃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加入西方民主文明。我们的国民既不相信传统的道德精神，又不愿意轻信易接受西方民主思想，行成了“混世独生”的思想观念，人们变的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投机取巧。这样下去，未来不容乐观。

事实证明：在一个和谐、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社会中，道德，民主，科学，社会责任，一个都不能少！关键还要培养民众具有以道德为准绳的社会责任感。讲民主，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下让全体会员参与，做主；讲科学要在理论，理性，理解的计划中开展实践活动。最终实现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因此，讲生态道德，社会责任，都有利于环境改善，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环境因素是社会因素，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环境责任是社会责任，实践也证明，片面的单一的环境责任并不能解决环境问题。

有识之士坦言，精神的缺失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疾病。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十分可怕的，一个过分信仰物质的民族是十分可悲的。作为一个普通的环保志愿者，我为目前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担心忧虑。不仅是出于公益心，而是作为一个负责任国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虽然我们不能奢求大家都无私奉献，但具有关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却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良知，因为这其中包含了道德、责任、良心和使命。

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应当牢牢树立绿色理念，构筑自己以生态文明认知和朴素自然人文关怀为基础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止，故去彼取此。”这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写照，过度追求色彩的享受，使我们视觉迟钝。过度追求声音的享受，使我们听觉不灵，过度追求味道的享受，使我们食而不知其味，甚至，过分地纵情骑马打猎，追逐鸟兽，使我们心神狂乱；过分地追求金银珠宝，令我们的行为败坏颓废。

 “吃祖宗饭，断子孙粮。”一直是人类中的智者对沉迷于经济发展和物质享乐中的同类的一声断喝。不少思想家希图能传承传统文化中简约、淳朴、厚道，诚信、友善等价值观 ，以之来对抗现代社会中奢靡、浪费、享乐，掠夺的价值观。重新唤回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永久和谐！

物质是经济基础，精神是上层建筑。如果把这两点比作两条腿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现代中国就是瘸子。一个瘸着腿走路的国家，即使走得很快，也是表象，终不如健康的国家，走得稳走得长。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小民求生，市民求福，当官的求权力；年轻人求财，中年人永稳，老年人永养等等。这本来是很自然的现象，但由于没了道德和信仰的衡量，一切都变得过度。贪婪两字占据了灵魂！
   著名环保作家唐锡阳在大学宣讲生态和谐的理念时指出：人是大自然创造的，而且是个比较年轻的生物，最长也不过几百万年。人类最有智慧，最有能量，但终究是自然界中的一员。自然界是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整体。人在自然界中，有其应有的位置，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现在是有点过分了，过分到依强仗势，唯我独尊，恣意妄为，不顾一切。越来越跋扈，越来越贪婪，越来越短视。我们是生活在大自然之中，而不是凌驾其上；我们对大自然不能采取掠夺的态度，而必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调整好人类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正视当前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浪费的病变现实，摆脱物质富裕而精神贫乏的困惑，提倡追求一种“精神自在、不受物役、天人共泰”的潇洒生活。

这是一个新的、非同寻常、不容易做到的课题，但必须努力去做。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要提倡的生态伦理、生态道德和生态文明。

其实，归根到底，人世间的事物都是人为之，无论什么都将归结到人的层面．而人的行为又是人的思想的具体体现。正如智人常说的：思想改变命运。用这种思考放置到环保上，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具有了环境意识，他就会抵制破坏环境的事情。由此可也可见倡导心灵环保的重要性。人文精神的缺失也可以谓之心灵被物欲污染了吧。我们都有过在某次特殊的经历过后的那种忽然净化的感觉。我们也曾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期望做到心灵环保或精神环保。

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会刺激人的物欲，道德的教化往往在物质的面前显得苍白而无力。现在教育大的弊端是，学校，家庭．社会教育是脱节的。学校教育是教育人向善求真，而家庭和社会教育是教人变假，虚伪。因此在学校广泛存在着“五加二等于零＂的说法。

追求新性灵生活的现代人，因此应该选择纯净、高品质、有益于生命的事物。这并不是要经世济民、礼乐教化，而我们抬起头来，可以看见天边明亮的星星，可以在山里欣赏纯洁的百合花，可以在清澈的溪水中玩水，可以大口呼吸甜美的春风。为了在生活中，有歌有诗；在生命里，有爱有美。

绿色信仰是生命中恒久的信仰，那不只是古代圣人的信仰，也是不会随时光变移的信仰。所以，体会绿色信仰的人，宁愿选择质朴单纯的生活，不愿迷失在奢侈浮华之中。

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是层层递进的，古人的一句“人心不足蛇吞象”。欲望的目标是善，实现的越多，越有利于社会。欲望的目标如果是恶，实现的越多，就越有害于社会。当代社会，宁静致远澹泊明志的人被当作傻子，而善于投机取巧，钻营溜须，声色犬马者则被视为聪明人。恶善不分，黑白颠倒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悲哀。

学习绿色知识，参与绿色行动，宏扬志愿精神——绿色中国有我在！

注重环境保护，服从自然，又要超越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既是有效享受生活的权利，又是满足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这在文化精神上就要求，摆脱根深蒂固的动物性，重占有的生态价值观，提升到注重生存意义与生存质量、关注人、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发展，是具有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约束和调节机制效应的现代价值观。

索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索取之后的态度，索取之后有无感恩之心。对土地索取，对土地有无感恩之心。对自然索取，对自然有无感恩之心。如果仅仅把索取当成是自我能力的体现，那么索取就非常可怕了。这无异于心灵的的污染、精神的污染。与之相对照的是具有奉献参与意识的志愿精神。志愿精神就是自愿的、不为报酬和收入而参与推动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社区工作的精神，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是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精髓。志愿工作(Volunteer Service)是指任何人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而提供的服务。志愿精神的产生乃基于个人对人类及社会的积极认识、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价值取向，而这个取向又来自个人的背景、教育和经验，也来自于社会环境的作用。所以，志愿精神是个人对生命价值、社会、人类和人生观的的一种积极态度。

志愿者（Volunteer）是指那些具有志愿精神，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不关心报酬的人，或者说是不为报酬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志愿者活动很可能比报道的要多，这是因为人们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开展其志愿服务。有时人们提供服务是通过诸如宗教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政府机构等组织甚至是通过工作所在地进行的社区服务活动进行的。这一类的志愿者活动之所以频繁，可能是因为通常需要去号召人们贡献时间，而人们不大可能自发、自觉从事志愿活动。
    当代青年是保护环境的主力军，爱护大自然，保护生态，从可持续发展的的观念规范自己的行为，改变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绿色开始全国渗透我们的生活，从绿色食品到绿色冰箱，从绿色哲学到绿色组织。目前，大学生群体生态环境责任感，道德意识不断增强。并由认识转化为行为，积极参与环保实践活动。

绿色中国的蓝图已经逐步清晰，但接下来的艰难跋涉，就要所有中华儿女，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树立节约意识、节约观念，大力倡导节约文化、建设节约文明，勤俭节约。培养艰苦奋斗的道德品质，努力为建设节约型社会贡献力量。牢固树立“节约资源，人人有责”的意识，自觉养成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意识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争做节约资源的先锋。 牢固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以志愿者精神积极倡导以“珍爱生灵、节约资源、抵制污染、植绿护绿”为主要内容的生态道德，积极传播内涵更为丰富的环境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无语，但不会无思

　　郭语实是西部某省级机关的年轻干部，两年前，该省组织部选调他到某县挂职锻炼，任副县长，这使他“进入了中国基层政治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轨道”。尽管郭语实对社会现实也有不浅的认识，但挂职后“从最基层深切感受和认识到某些政治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仍然给他深深的刺激，并不断陷入沉思。

　　毕竟是挂职，也毕竟只有两年，但郭语实在尽力而为的同时，拿起了笔，每每于迎来送往、文山会海后的夜深人静时，将感触至深之事纪录下来，完成了一部十几万字的书稿，这使人们有可能窥见基层政治经济运行中的种种真实。本文内容即从中节选。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不是基层政治经济运行的全部，也许对置身其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甚至有点少见多怪、小儿科，但在“圈外”人看来，郭语实把潜行的、蒙着面纱但坚硬存在的一些具体东西说了出来，恰如一把利刀，将基层的真实切出一个鲜活的面。

　　在这个切面面前，真实显示出其力量的强大。读后，可能无语，但绝对不会无思。

　　(毛浓曦)

　　作者在自序里写道：“出于对自己从小所受的理想的传统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膜拜，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出于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我不得不常常对我所亲历、所听到、看到的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生活现象及其本质进行思考。”基层如何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如何加强党建？这一系列问题值得大家去探索和破解。

　　●他的话比我的话更管用

　　我分管文化局，文化局下设有三个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以下合称“文化三馆”)。前些年，县上为了压缩取暖费支出，根据各单位的人数来确定并拨付取暖费。文化三馆职工少，而单位房屋面积很大，根据职工人数拨付的取暖费当然不能满足这几个单位的需求。文化局为此多次与财政局协调，要求财政解决，但财政局不同意。

　　文化局又与供热公司协调请求缓交，但供热公司也不同意。文化三馆因交不起取暖费最终被停止供暖。今年冬天又到了，其它单位都供了暖气，而文化三馆依然没有，文化局很着急，希望我出面做工作。

　　我给供热公司Z经理打了电话，希望他先给文化三馆供暖，所需经费再协调解决。Z经理虽然在电话上答应下来，但事后就是不兑现。无奈之下，我只好请县委分管宣传文化的副书记出面。

　　副书记与我一起到文化局，并叫来了Z经理协商，又请Z经理吃饭，他当即在饭桌上就打了电话，供热公司马上给文化三馆供了暖。

　　我想，为什么我一个副县长协调了不行，而一个县委副书记协调了就行呢？这里面除了副书记、副县长、供热公司经理个人的品质、素质、影响力等因素以外，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副县长不能把供热公司经理“怎么样”，既不可能对他的职务说三道四，也不能对他的仕途和利益产生什么大的影响，而县委副书记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在书记办公会或县委常委会上发言，可以对供热公司经理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他有制约和把供热公司经理“拿住”的手段，而副县长没有。假如这事由县委书记或县长协调，恐怕一个电话就行了，连请他吃饭都用不着了。

　　●“不可行”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县上招商引资，浙江一私企老板决定在县里上一个钢厂，利用废旧钢铁融化后直接生产工业和民用线材。

　　批准立项需要作可行性研究报告。县计划局规划室承担了这项任务。就是不懂的人都知道，用各种废旧钢铁融化后直接生产的线材肯定不会合格。可计划室经过“研究”后认为还是“可行”的。钢厂投产了，县上许多单位搞基建盖楼，打听着想买浙江钢厂出的螺纹钢，县经贸局的干部说，我建议我们县上盖楼，最好别用浙江这个老板的钢材，还是从正规渠道买比较好。这时大家心里就什么都清楚了。

　　其实，不管有没有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些年“不争论，先干起来”已经成了一些领导干部作决策时的挡箭牌，如果干错了，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有些领导也可以说：“改革嘛，试验嘛，有点损失也是交学费嘛。”

　　我想，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和试验，我们已经交了不计其数的学费。还要交多少学费才能够呢？难道我们永远是在小学上学的长不大的孩子吗？

　　●听说国土资源局要上收

　　为了加强对国土资源的管理，特别是遏制土地被滥占滥用的问题，上面提出要对国土资源部门在省以下实行垂直管理。文件下来，各级地方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应对这一问题。

　　县里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召开会议，决定24小时之内把国土资源局的资金全部转移到县财政专户管理，防止本来由县上使用的资金被上级收走；加快征用土地，在两三天之内征用600亩土地备用，防止国土局上收后政府丧失土地支配权；给国土资源局调入其他部门的人员，减轻政府的压力。

　　第二天，国土资源局的资金很快被转移到了财政局的账户，调人的事也很容易就办了，但征用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原因是政府没有钱。怎么办？县政府主管领导马上召开会议，要求凡是需要土地的部门和单位立即把征地所需的资金交上来，即使不能全部交也要交一部分。不然，国土局上划后地价将上涨，建设费用必然增加。各单位无奈，千方百计筹集资金交了上去。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剪刀差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如今上收了，地方政府的资金支配权大大减少了，而且失去了土地支配权，就失去了招商引资、提供优惠政策的一个重要筹码，将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带来很大困难。

　　半个月之后，传来确凿消息：国土资源局暂不上收了。交了土地征用费的部门和单位连呼上当，向财政索要上交的资金，可财政以资金紧张为由，不予返还。千方百计调入国土局的人员也出不来了。

　　●当官三要素

　　地委某位副书记原来在毗邻地区任职，他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讲话不但富有条理，而且形象生动。我每次去参加地区召开的各种会议，听他的讲话，都觉得受益匪浅。

　　地区召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地委书记、专员都来参加会议，他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前他拿出手机说：“在座的书记县长们，希望大家都像我这样，把手机关掉开会。今天全区最大的事就是开好计划生育工作会，地委书记、专员都在这里。全区再没有比书记、专员操心的事更大的了。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书记、专员两个大个子都在这里，砸不着我，也砸不着你们这些书记县长们。”大家一听他的话都笑了，都关掉了手机。

　　会议之后他设宴请参加会议的书记县长吃饭，席间，他说：“当官要有三要素：一要有纱帽，二要有编制，三要有账户。”我仔细琢磨他的话，觉得很有道理。

　　有纱帽，是说作为官员，手中要掌握着官位，你也因此而有了制约别人的手段；有编制，是说作为官员，你手中要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人员的权力，这样你可以调动人员；有账户，是说作为官员，你手中要掌握着资金。

　　在县上，谁同时拥有这三样东西？惟有县委书记和县长。县委书记全权拥有这三种权力。当然县长也有，但县长的部分权力被书记削弱了。县委副书记、县委常委拥有这三种权力中的部分权力，如在官位上，也就是在干部任免上，仅拥有建议、提名权，而没有决定权。副县长则几乎什么权力也没有。

　　因此，为官者，谁都想扩大自己的权力，这样他说话才会灵，才会算数。推而广之，一个单位，一个部门，要想说话算数，要想使工作很快得以推进，必须拥有这三种权力，或者至少拥有这三种权力中的一种。否则，这个部门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空架子。

　　现实中，财政部门拥有分配资金的权力，计划部门拥有分配项目(项目都带有资金)的权力，人事、劳动部门拥有管理和调配人员的权力，组织部门拥有管理干部和人事任免的权力，因此这些部门成为比较显赫的强势部门，往往门庭若市。而不拥有这些权力的其他一些部门则成为弱势部门，往往“门前冷落车马稀”。

　　●喝酒问题

　　我从没把不会喝酒看成是一种弱点，也从没把能喝酒看成是一种优势。可挂职以后，我的看法变了。

　　担任副县长以后，应酬和接待非常多，几乎平均一天就会有一次接待任务。在县里，你代表政府出面接待客人，饭桌上不上酒是不行的。上了酒，你不喝也是不行的。要让客人喝好，你首先得自己喝好。如果把客人喝醉了，那就说明接待好了。这时候你自己可能也醉了。

　　有时候，我与县委书记、县长或者副书记一起接待客人，吃饭到兴头上的时候，县委书记、县长首先会给客人敬酒，然后要求我和陪同的局长们敬酒，力度不能小于他们。我喝不了这么多酒，改用小杯敬，但这时候书记、县长往往会觉得扫兴。而那些酒量大的干部，不但会按照书记县长的要求敬酒，而且力度往往比书记县长还大。书记县长当然会觉得很有面子，会很高兴。我想，这样的干部书记县长肯定满意。虽然他们不会直接把能否喝酒作为评价干部的一条标准，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多了，他们必然会对能喝酒的干部产生好感。而不能喝酒的干部则不会有这种优势。

　　会喝酒的人，酒量大的人，往往会在酒场上创造一种气氛，让被接待的领导感到十分高兴，加上上级领导已经喝了些酒，这时候提出要求来，甚至拿着写好的报告，让领导签字都是可能的。因此，会喝酒、酒量大的人往往容易办成事，不会喝酒、酒量小的人则不行。

　　逢年过节周边县市的领导会互相走动拜年。这时候往往会带上几个酒量大的干部同行，而酒量小的干部，肯定是不会带的。这时候，能喝酒的优越性就更加显露无遗了。

　　喝酒能办成事，喝酒能赢得领导的好感，所以基层的干部几乎没有不会喝酒的！县里许多局长、乡镇长都有很严重的胃病，有的患了高血压、酒精肝等等疾病，甚至有的患有胰腺炎、肾病，但酒还是照样喝。

　　●纪委书记的话

　　省委决定开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学习宣传教育活动。我和县纪委书记参加了电视电话会议。

　　省里某位领导发表了动员讲话，其中讲到：“现在有利用省纪委进行诈骗的活动。这些人打着省纪委的旗号，说有人揭发了你什么什么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你要想保住你的职位，就打多少多少钱到某某账户，我们帮你摆平。有的干部真的就把钱打到了人家的账户上，上当受骗的不少。遇到这种情况，希望大家向省纪委反映，省纪委也不是一定要查你们，而是了解情况。要想办法抓住这伙人，不然贻害无穷呀。”

　　我问县纪委书记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情况，纪委书记说：“有。有些人心虚。”

　　●“民主推荐干部”

　　Y镇是副县级镇，书记镇长都是副县级干部。年初，需要补充一名镇长。这一段时间不断传出各种说法，有的说是人事局长要去担任，有的说是M镇镇长要去担任。我问一些干部，这事还没决定，你们怎么就知道得这么清楚？干部说，我们也是听别人说的，但这种说法的出现，也绝不是无中生有。

　　带着疑问，有一次我与县委组织部长在一起吃饭，便询问此事，组织部长说，县委的意思是想让M镇镇长担任，先有意识地放出这么一股风，试探一下干部群众的反映。我这才明白了。

　　一段时间以后，地区下来考察推荐人选。头一天晚上，常务副县长打来电话说：县委研究了Y镇镇长的人选，县委一把手的意见是推荐M镇镇长，要大家都推荐这个人。明天下午要个别谈话，谈话时希望都能按照县委的意见办。

　　我想到去年增选一名副县长的事。在地委考察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要选的人是Q局长。与这次一样，地委组织部也来考察，要大家民主推荐。知晓有关情况的干部自不必说，不知晓情况的在推荐之前都在打听县委的意图，看推荐谁。

　　我出差没有参加那次推荐，回来后听干部们说到这件事，我说：“把行使民主的权力给了你们，可你们又不行使这种权力。大家推荐干部，你按你的意见推荐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了解县委的意图呢？”干部们说：“那不行。一定要与县委保持一致才行。如果我们不与县委保持一致，万一县委领导知道了，那我们就遭殃了。”

　　●尴尬的副县长

　　在县一级党政领导中，副县长这个职位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

　　在县里，县委是决策机构，政府是执行机构。县委不管是通过召开书记办公会还是召开县委常委会作出决定，身兼副书记的县长都会参加。因此，在执行县委决定的过程中，县长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副县长中除了常务副县长是县委常委可以参与决策以外，其他副县长都不能参与。因此副县长执行县委的决定就不那么顺畅。

　　县委如何决策？县上的重大问题，县委要通过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后作出决定。可参与讨论的人员中，除了县委书记、县长事前已经听过汇报，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对这项工作比较了解以外，其他常委们对这项工作根本就不了解，一般都没法发表意见。

　　所以，名义上县委的决定是集体作出的，实际上就是三个人作出的。如果县委一班人不团结或者不协调，县委书记会直接和县长或者和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沟通意见后就上会决定，这时就是县长或者分管副书记再有意见也已经无力改变了。实际上，县委的决定其实就是县委书记的决定。

　　在政府的决策中，虽说重大事情都要上常务会集体讨论决定，但什么事情上会，什么事情不上会很多时候由县长说了算。按照县长的意志办事，如果办理过程中有人提出异议或者出了问题，责任往往是副县长的，受批评的也是副县长。

　　有一次在政府常务会上，县长对一名由财政局长提拔起来的副县长说：“是不是觉得现在当个副县长还没有以前当财政局长的时候好办事？现实的事就是这样，要想向更高的位置走，就要经过这么一环，不然不行呀。”

　　政府有一名分管某部门的副县长，县委也有一名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有时县委副书记要求副县长如何如何办某件事，可县长不同意。副县长如果按照县委副书记的要求办了，县长会发火，如果不办，副书记会不高兴。这时的副县长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按照常理，分管同一工作的副书记、副县长应该互相协商，互相通气。但副书记往往不与副县长通气就会直接通知某个部门办某件事。部门领导当然很愿意听副书记的话，因为副书记有人事建议权。有的事部门都办完了，副县长还蒙在鼓里。

　　●者不是无赖

　　上午11点，上级领导要到县里视察。可一大早，公交公司100多名下岗职工又来。县委书记指示，政府不管哪个领导在，都要出面做好人员的工作，劝其11点以前返回，绝不能影响县委、县政府的形象，影响大局。

　　信访办主任来对我传达了县委书记的指示。我让信访办叫来了公交公司的领导。公交公司的经理说：“公交公司职工的问题，前几天H副县长已经做过答复，公交公司以前的处理都是按程序办的，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这些职工连续，简直就是无赖！”信访办主任也说前几天做过答复，不应该再。

　　我问：“既然没问题，为什么还？”我觉得，这样对待职工的态度变了味，不能解决问题。

　　我只好再出面听取职工的反映，职工反映了几个问题，主要有解除合同也没有给任何补偿，有三个月没有给他们发工资还有是下岗后养老金一直要他们自己交，他们没有收入来源，交不起。

　　对这几个问题，我一一按照我所掌握的政策给予了解答，职工听后顺利的自愿返回。我觉得职工们很通情理，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都是些难缠的“无赖”！

　　我想，为什么这么几个简单的问题以前解决不了呢？这些问题，国家政策都是比较明确的。有政策的，落实政策；没有政策的，给职工讲清楚，职工还是很通情达理的。

　　●“整顿”开发区

　　中央要求清理整顿经济开发区，保护耕地。省上也下发了通知，要求撤销除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外的各类开发区。县上的开发区也属于撤销之列。

　　文件到了后，县长说先放下，看看其他地方是怎么做的。过了一段时间，眼看到了最后的期限，必须要研究了，政府常务会才研究这一问题。

　　国土局汇报说，县上有一个地区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五个工业园区，另外还有三个乡镇自己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规定这些开发区都应该撤销。县长说，不能撤销，撤销了用什么做载体招商引资？哪来土地和优惠政策？省上对我们明确挂牌的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盯得比较紧，我们可以考虑缩小开发区面积，也可以考虑更换开发区的牌子和名称。对其他几个省上盯得不紧的，先放着。

　　会议要求县国土局要积极做好省、地国土部门的工作，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要保证县上的开发区不能被撤销。否则，拿国土局长是问。会后，国土局千方百计做工作，最终实现了政府常务会的决定。

　　●“猫吃辣椒”

　　在基层时间长了，研究基层党委政府推进工作的方法，我发现，一些基层干部推进工作的方法竟然与让“猫吃辣椒”的方法是一样的。

　　那么，让“猫吃辣椒”有哪几种方法？

　　第一种，欺骗的方法。就是把辣椒放在猫吃的肉或者其他食物里面，哄猫吃。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很快达到目的，坏处是只能用一两次，用多了则无效。

　　第二种，强迫的方法。就是把猫的嘴巴撬开，强行把辣椒塞到猫嘴巴里去。这种方法的好处也是可以很快达到目的，坏处是要给猫施加压力，力度太大，猫会受不了，还有可能置猫于死地；力度太小，猫不会就范，则达不到目的。

　　第三种，设法让猫自觉自愿的方法。就是在猫的上抹上辣椒，猫感到不舒服，会自觉的去舔，辣椒自然就吃了进去。因为要猫吃辣椒的人没有费多大的劲，猫一般也不容易发现自己进了别人设计的圈套。

　　我觉得，其实一些基层干部推进工作用的也是这三种方法。

　　比如，有的干部招商引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在你投资之前对你做出许多承诺，会对你说到这里来投资多么多么有利可图，有多少经济效益，要求你“先干起来”。等你把资金投了进来，再“关门打狗”，向你收取各种费用。这种方法与让猫吃辣椒的第一种方法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再比如，为了让各单位、各部门完成上面下达的工作任务，一些领导会要求你签责任状，你不签不行，你完不成任务也不行。这种方法与让猫吃辣椒的第二种方法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还有，为了让农民按照政府的要求种植某种经济作物，一些地方先规定，凡不响应政府号召的，在农村其他产业的发展、救济救灾、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指标等项目上政府不予扶持。农民对政府的这种规定虽然很不满意，也不情愿这样做，但为了长远之计，只好硬着头皮种植，可种植这种经济作物花费的劳力很多，收益却十分有限，但不种又不行。这种方法与设法让猫自觉自愿吃辣椒的方法也很相像。

　　□郭语实

   这个题目，是严搏非先生在与我讨论本书的编辑时起的。所根据的无非是我在和他聊天时讲的话：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讲究直话直说(straight talk)。不能直话直说的人，在政治上很难成功。在这一点上，连媒体和学术界也受影响。对此，我们中国人特别应该学习。我严格地说是28岁才开始学英文，不到5年后来到美国。开始能够听懂英文，还是96年总统大选之时。美国大选对英文不好的人来说是最佳的入门听力训练：候选人一个州一个州地巡回讲演，车毂辘话重复地说，一遍听不懂，还有第二遍，第三遍，新闻报导里也不时地"重放慢动作"。同时，竞选语言全是最简单的英语，速度慢，吐字清晰。结果，看着克林顿再次当选了总统，我的英语听力也大有改进。

　　刚刚听懂之时，首先感到的还是对美国政治家的失望。按说，美国总统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权力最大的人。能够有资格去选的，应该是这个社会中精英的精英。可是听听总统候选人们的讲话，实在是简单得没有水平。比如克林顿，被有些评论家称为美国历史上智商最高的总统。可是他在一次公共集会上这样演说："我们的国家要向前走，不能倒退。就象我们手中的录像机的遥控器，我们要摁前进的键，快进的键，而不是倒带的键！"说这些要什么智商？水平还不如我呢。

　　呆的时间久了，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奥秘。美国虽然名为民主，实际上还是精英治国。这一点，看看近二十年总统的文凭就明白。不过，精英治国和草根民主之间却必须有个接合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精英的政治家能够用最粗浅、简单的话和最"没水平"的小民百姓对话。

　　世界上的政治基本上都是精英政治。但这些精英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却大为不同。比如在我们中国，过去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统治者的合法性的基础，就在于他们比小民百姓高一头。即使在二十世纪追求民主的大潮中，主流的传统还是启蒙主义。说白了，就是水平高的人要指导水平低的人。难怪"阿Q正传"这种轻蔑小民百姓的作品会成为经典。同时，政治家们喜欢引经据典。学者、精英讲话，更是云山雾罩，仿佛生怕人家能够听懂。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把问题讨论清楚，而是用一些难懂的词汇制造象征自己权威的图腾，显得自己比人家高。唯有如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高低才能突显出来，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威才有了合法性。

　　美国不一样。一个人想成为统治者，必须向选民表明：我是你们中间的普通一分子，最理解你们的利益。"为民请命"纯属多余。因为一人一票，小民百姓的政治权力按人头平均不比读书人少，集体的政治权力因为人数占优还往往比读书人还大。谁用你"请命"？所以精英们在政治上想出头，不是跟人家"摆谱"、抬高自己，而是设法把自己打扮成他们的一分子。

　　最近的两位总统，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的一位同学，是个温和的保守派，在2000年投了布什的票。不过他谈起克林顿来，甚至对其性丑闻也衷心地钦佩："莱文斯基是最低俗的女人。克林顿则受了最精英的教育，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权威。但是，他对女人的口味，竟能低到这种程度。看来，多少年的精英教育和上流社会的生活也洗不掉他骨子里的平民气！也怪不得他能在政治上呼风唤雨了。他不仅懂得选民的利益，还懂得选民的品味，似乎每个细胞都能作到和选民心心相通。"

　　布什是另一个例子。他本来是个"含着金勺子出生"的特权阶层，精英得不能再精英了。然而，他不知道哪里学来一口德州的土腔，而且至今还是一脸傻像。在竞选时，他甚至不愿提他在耶鲁受过教育。人称他就象个加油站修车的憨厚的夥计(美国人修车常受骗。也许正因为如此，夥计憨厚不憨厚就显得特别重要)。欧洲人嘲笑这位德州土老帽儿的无知。殊不知这是他在美国政治中成功的最大秘诀。在选民看来，他是大家中的普通一分子，笨头笨脑没有坏心眼，对他有信任。戈尔则是懂的太多，老想教你点什么。脑筋太聪明就难免滑头。于是大家对他既不喜欢，也不信任。用一句老太太的话说："我是不会从这么一个人手中买二手车的。他当总统我信不过。"

　　这些事情听起来琐碎，意义却非同小可。它们说明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在上还是在下、是天授还是民授。要记住，布什能当总统，说到底是2000年佛罗里达州的一群糊里糊涂的老太太填错了选票。在中国，谁会和几个糊涂的老太太认真？但在美国，你能够不管她们吗？你有再大的学问，也得和这些老太太们讲，让这些选票也看不懂的人听得懂，因为她们是决定是否雇你的老板。所以，美国的各路精英上电视，几分钟就把自己的立场解释得清清楚楚。一个术语也没有。一句话，不管你是谁，你必须Make sense(讲得明白)。

　　几千年中国的专制主义为我们留下了精英主义的文化传统。人有孙中山所谓的"圣、贤、才、智、平、庸、愚、劣"，大家应该各安其位，"水平低"的要听"水平高"的。士大夫垄断了文化、道德、和价值的解释权。五四运动后，传统的士大夫摇身一变而成为"启蒙者"，还是站在道德与智慧的高地上对下面讲话。为了维持这种文化上的既得利益，读书人写文章、说话常常不是用平浅通俗的词汇把观点讲清楚，而是用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语言抬高自己的身份。他们能得势，多少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也养成了一种自卑心态。人家文诌诌地说话自己要是听不懂，首先的反应不是不满，而是自责："是不是我自己太没水平？"

　　所幸的是，中国在变化。在未来几十年，随着老百姓逐渐富裕起来，平民百姓表达自己意愿的欲望更强了。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使读者不会被动地听人教训，而是可以直接发表意见，小民更容易挑战精英。这种世俗化、平民化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会把一些精英们拐弯抹角的语言拉平。直话直说的讨论方式，将逐渐占据主流。

　　这本书，是我这几年对美国这个直话直说的国家的一些直观的观察。写作的动机主要是因为小女出生后家中入不敷出，需要作点事情维持生计。这和在图书馆打工并无大区别。所以写作时在心态上，和平民百姓比较接近。当然，我毕竟在中国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中熏染到三十多岁，过去的坏毛病完全丢掉不大可能。看不懂的地方不应该太多，但肯定还是有一些。另外，文章大多先后发表于新加坡、香港、北美、和大陆的各种媒体，讲话的环境不同。对由此引起的不便，希望读者多多包涵。

正如人不可以选择父母家庭一样，我们无法生而选择自己的祖国和种族，也无法选择我们社会的环境和昨天。尽管世人多有逃避国家和选择政府的自由，但更多的我们缺乏这样的机会。我们不会为了祖国和种族而喟叹，也不必为了环境和昨天而负罪；但我们必须为祖国为明天去负责，我们必须为今天为理想去追求，必须为了自己和共同生活在同一个苦难国度里的人民一起去选择。

在这个日益信息化、村落化、文明之光初现的世界上，中国无疑还是处处落后的，还在黑暗中忍辱偷生摸索乱走。中国“文明”了几千年，至今还有多少百姓在为了吃饱穿暖而挣扎，上帝给我们中国人一副超大的大脑，还不如给我们动物般粗糙的肠胃和温暖的皮毛，我们的盛世，自古就是一个明君，一群奴才，一国奴隶，就这样一个土著一样的所谓文明，真得值得我们死抱着不放手？真的可以幻想靠它复兴强盛？靠！做梦！永远都不可能！现代文明的曙光已经照耀在人类的上空了，只要中国人放弃心魔，敞开胸怀，彻底的容纳现代文明，我们完全可以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中国，也永远不会失去自我，我们失去的只是愚昧和黑暗，中国人民最终将得到的，只有一个字：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于一切以任何理由阻碍、迟滞现代文明之光照耀中国的任何势力和任何借口，都从内心里给予最恶毒的诅咒和倒掉的期盼。

但是，真诚实际的说，无论对错无论如何，我们只能在昨天、在继承的前提下选择，我们只能在现状、在实际的的前提下选择。任何道理、任何理想，都必须在这些前提下考量才有意义，都必须在这些前提下寻求落实才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实际的握着中国这艘航船的方向，尽管中国至今仍没有摆脱僵尸般的旧例，但我今天，仍然要真诚的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党这三十年来的选择。

三十年前的现实，即使邓小平也无从选择，但当历史选择了他的时候，他替党选择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三个有利于”的道路，正是这个还不很错的道路，初步解放了中国人民，同时也拯救了党自己。三十年的实践说明了什么？任何理论和假设都是苍白的，三十年的实践说明党有勇气否定自己，党有勇气改变自己，党有勇气接受挑战，党有勇气正面现代文明，党有勇气放弃无限权力，党有勇气顺应时代和现代文明的潮流……，正是这些，才给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丝毫的曙光和喘息，这才是最大最大的价值。

今天，改革开放近乎三十年，中国反而在爬出泥潭后不知所措、瞻前顾后了，往哪里走？怎么走下去？知道左不行，可又怕右；知道计划不行，可又怕市场；知道专制不行，可又怕民主；知道人治不行，可又怕法治；知道东方不行，可又怕西方；知道传统不行，可又怕西式；知道主义不行，可又怕资本，知道皇帝不行，可又怕失去……，所以就在这样的进退维谷中徘徊了，因此成就尔尔的改革开放竟至于三十年，我们的大门仍没有一半打开；因此在照猫画虎的学了点技术经济以后，至今反倒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因此今天有那么多狗屁国学家和先进家们沉渣泛起，他们只会把党和人民指到地狱里头去。

这些恰恰是中国根本问题的反应。中国目前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说到最根本上其实就是——“现代文明缺乏综合症”，这种病的表现症状往往有两个最值得警惕：一是现代文明的因素少、程度低、不全面、不成熟；二是对现代文明的抵触、误解和畏惧。直流电似的以为自己的土著文化里同样可以产生出现代文明，或者片面的误解和夸大现代文明的负面作用，百般的自我狡辩、推拒、拖延和自我恐吓。这当然也正是由于现代文明缺乏所自然引起的，而且这个的危害非常之大，所以要单独拿出来给予高度的警惕。

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继续改革、继续开放、大胆改革、彻底开放。至于怎么改，完全可以开放了再改，完全可以为了开放而改，也就是说怎么改的更开放就怎么去改，怎么改的更现代化就怎么去改。只要我们彻底的打开国门，彻底的打碎无形的障碍，无论西方的、北方的、南方的、东方的，无论传统、宗教、文化、教育、舆论、媒介、思想、学说、意识、体制……，所有的一切，都得以进入中国这个平等的竞技场里展出，我永远相信党和政府的选择、我永远相信人民和人性的选择，我永远相信现代文明伟大的力量，我永远相信中国人民的素质和智慧。

因此，我要真诚的感谢共产党，毕竟这三十年给了中国部分现代文明的果实，中国将不可逆转的认同并走向这样的现代文明；我更真诚的期盼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执政党，中国所有权力的实际掌控者，能够真正总结中国2000年和60年历史的得失，真真切切的认清这个现实世界，真真切切的认清这个截然不同的现代文明，真真切切的认清这个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财富，真真切切的认清中国这唯一正确的道路，彻底的不遗余力的把开放改革推动下去，把有形无形的柏林墙统统推倒，还给人民选择的权利，让人民有机会来选择，让人民有能力来选择，这其实本来就是现代文明基石的一部分。

这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伟大政党的唯一选择。让我们真诚的感谢和期盼中国共产党，真正、永远的伟大起来。

怀念大师，从做人开始

www.zjol.com.cn 2005年07月08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启功先生驾鹤西去，国人惊痛，一片哀悼之声。作为一代诗书画三绝的文博大家，启功先生的辞世使得我们视野中本就寥寥无几的国学大师又少了一位。联想到近年来相继辞世的钟敬文、张岱年、董辅礽、陈省身、费孝通等老人，学界和媒体更惊呼“大师时代渐行渐远”。

　　点评大师们渐行渐远，世纪老人渐次凋零或是风烛残年，而能当得起“大师”称呼的后起之秀却似乎少而又少。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难出大师？这是个庞大的话题，要涉及到时代环境、教育机制、学科现状等，不是本文所能涵盖；笔者在这里只说一点：大师与做人。

　　何为大师？首先自然要有巨大的学术成就；而不可或缺的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以启功先生为例：“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他以这首砚铭为做人原则；“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他取“坚净”二字为自己书斋的名称，这也正是他道德操守的生动写照。谦逊、豁达、幽默、重情、轻财，他的高尚人格已成为他名字的一部分。启功辞世，网上铺天盖地的哀悼和留言，无不提到先生之人品。启功先生著述等身，书画无数，然而圈外人却未尝会读，未必能懂，但他的人品，却是每个普通人都能感受，都会感动的。当年笔者在北师大读书之时，启功先生已是高龄，深居简出，七年之间笔者也只是遥遥相望几面、听过一次讲座而已，但先生之人品却在学生当中口耳相传，几成传奇。李瑞环同志曾在一次为启功先生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今天能有这么个场面，是和启功先生的人品有着直接关系的。”的确如此。

　　然而，我们今天的学界呢？从某教授嫖娼事件到某教授涉嫌以性交易泄露研究生试题事件再到某研究员涉嫌借出国访问之便先后帮六位“妻子”滞留美国不归事件，前一阵接连出现的几起负面报道，引起人们对当代知识精英的人品的诸多质疑。虽然只是少数，但毕竟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道德建构的一些问题。启功先生曾在《自撰墓志铭》中谦称“中学生，副教授”，此“副教授”与彼“教授”相去何止千里万里！

　　时代呼唤大师，不仅是呼唤大师博大精深的学问，也呼唤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

来源： 光明日报

读了《大国寡民》心里一阵阵的发凉，卢先生的学识和人格力量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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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权力》序

我想，所有的编辑记者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采访和写作?我们的基本权利是什么?我们的新闻写给谁看?在一个社会生态环境中，舆论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怎样才能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怎样才能逼近社会真实?

在一个常态社会中，这些问题可能不是问题，即使有问题，可能也只是技术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行动特征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并在这种行动中搞出一些为世人瞩目的举动来。严格地讲，我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我的理想主义标准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即为了坚持某种信仰或理念，不惜断头洒血。

回忆起来，我的包括新闻报道在内的非虚构文体采访与写作，其认识和判断，首先是人性的，其次是常识的。这种新闻判断的标准在一些人看来，属于小儿科级别，甚至有公然"骂人"的感觉。别人怎么看，别人有什么深奥的理论，我不管。我的真实感受便是如此。我的大量的非虚构文体写作便是这个标准：是否符合人性?是否符合常识?这种追问，构成了我新闻判断和非虚构写作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我一切文体写作的基本出发点。这种追问，构成了我认识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我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在我看来，一切问题，一切现象，一切理论，一切行为，只有还原到最基本的层面上才能看清楚，才能作出你认为是正确的选择，并心甘情愿地去为你的选择承担责任。

我曾经说过，我写《大国寡民》(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直接的动因是人性的，不是理性的。当我去黄河岸边找到被烽火村的恶霸用硫酸毁容毁身的民女武芳时，当她毫不顾忌地撩起衣裙给我看疤痕时，我被震撼了。我如果不亲眼看见武芳，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写那篇引起至今都没有了结官司的报道，不会历时两年，用40万字的篇幅去追寻案例的来龙去脉，去追寻酿成这场人间惨剧的社会原因。我坚信任何人，任何一个尚有人性、良知未泯的人都会有我一样的反应。

我的朋友、《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柳白)最近出版了一部书《尊严--从黑发告到白发》(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书中的主人公李裕芬是重庆市的一个普通市民，一个早年丧夫、与独生儿子相依为命的母亲。十几年前，她的独生儿子被无端抓进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公安分局新山村派出所，并被活生生打死。这位顽强的母亲，为了安抚儿子冤死的灵魂，为了捍卫母亲的尊严，为了捍卫生命的尊严，为了向社会讨回公道，十几年状告不已，满头青丝已成白发。陈宗舜用了10年的时间跟踪此案。10年，对于一个记者意味着什么?陈宗舜是孝子。他写《尊严》，不仅是为了李裕芬这位苦命的母亲，更是为了他的母亲，更是为了天下人的母亲。

我的"忘年交"朋友、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他被流放到北大荒，在冰天雪地里唱着"贝加尔湖，我的母亲"，与命运抗争，与邪恶抗争。他被"平反昭雪"后，笔锋更健，写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作品。前不久，他为了一名普通的农村干部的冤屈，由老伴搀扶着到河南采访。这名村干部后因枉法被判处死刑，他又联合北京的记者、作家、律师和一些老同志著长篇报道声讨。

他们的行动深深地鼓舞着我，并赢得了我的尊重和景仰。关于新闻，关于舆论监督，关于记者，关于《第四种权力》一书的作者，我们都有很多交流。大家始终坚持的仍然是人道主义立场。

尊重人性，尊重生命，尊重普通人的基本情感。这既是人性，也是常识。

理解常识，还有一个层面，即《宪法》层面。

一般地讲，《宪法》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所规定的原则，是生活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全民共识。一切政府，一切政党，一切公民，遵守《宪法》以及由《宪法》而派生出来的各种法律法规，似乎是一个不争的常识。可是，我们发现，这个常识至今仍是个大问题。我们发现，现实生活中，许多有权有势的利益集团并不把《宪法》看在眼里，或者视若无物。他们倚强凌弱、有恃无恐地侵犯公民权利。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宪法》的稳定性问题。既然有了这部《宪法》，我们就应该去捍卫它。在没有相关法律的情况下，捍卫《宪法》，等于捍卫我们的权利。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拿着《宪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却被毫无顾忌地蹂躏，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页。那时，"圣旨"大于《宪法》。《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的生命安全，遑论黎民百姓?历史的教训太惨痛了。而作为"喉舌"的新闻媒体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

我们只要翻开报纸的合订本，便会得到一个历史常识：脑袋应该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这甚至不是历史常识，而是生物常识。

还有许许多多常识问题，难以备述。

坚持人道主义立场，恢复常识判断，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所谓的"舆论监督"似乎才有意义。我想说的是，"舆论监督"的权利，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宪法》和公众赋予的，有着深厚的现代社会的法理基础。"舆论监督"有没有法理是一回事，承不承认法理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此，我们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

是为序。

近代我国一直没出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就是我们的精神医生。从很多方面去看我们的社会，人民都好像生活在混世之中。没有一条可行的行事指南针，便没有衡量道德准则的标尺。
    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环境都不足以造就大思想家，从清初到现在，中国的文人只能在政治的缝隙中苟延残喘，没有成长生存的空间。伟大的思想也得有被接受的社会基础，大思想家也揪不了中国。
    可我相信乱世出英雄这句话，人们极度混乱的思想，会引起他的深思。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小时候在良好的环境当中陪养出来的，另一种是在强大压力下反弹爆发出来的。比如鲁讯，高尔基等，他们都是在人民看不到光明的环境下点燃了火光，然而照亮了一个世界！
    近来一些网站的论坛上面看到很多关于民主的贴子，强烈要求人民放弃传统文化跟思想观念。加入西方民主文明。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的国民既不相信传统的道德精神。又不愿意轻信易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然而行成了混世独生的思想观念，人民变的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投机取巧。这样下去，未来不容乐观。所以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给人民一个可行的信抑。是复兴传统文化还是接受西方文明，成了人民必需选择的问题了！除非中国再出一代哲人——大思想家！
    社会剧变，旧的道德体系已经被打破，新的道德体系却还没有被建立起来，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状＾＾。
　  若干年过去了，我们理应挺身而出建设新时代道德体系的思想家们却仍然集体失语...什么时候，能看到他们有所作为呢？还是说，我们要耐心等待我们这个民族的新时期思想家的横空出世？
　　不知为什么，突然又想到了70多年前的奥地利思想家波普尔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政治的道德化，而不是道德的政治化...这句话，对于当今中国，真是太适用了＾＾。
    沉积的力量久了，就会爆发。社会充杂着一鼓暗藏的灵气，还在积蓄。
    灵气是努火的潜伏，是取代的精神。真正混乱的不是社会，而是我们的信抑我们的思想。
跳过思想看到的是纯洁的事物，没有动机，没有欲，也没有贪婪。就如婴儿取乳，顺其自然。
   五千年的自信，积蓄了消沉。二百年了屈辱换来了重生，然而国人的思想并没有集中。有了跟外国列强封建帝王们斗争的经验，国人的思想开始独立。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理想。传统我们反了几代人，如今又开始反入浸了。这是好的现象，混乱的环境中也能得到创新动力。才有统一的条件，真正式谐社会是不具备革新。
      好一个和谐社会，这在几百年前有过。近几个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讽刺。如今国家兴旺了，国民对生活的要求却找不准方向。没有信抑跟道德这两个标尺，就永远永不到安宁。又何谈和谐社会？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小民求生，市民求福，当官的求权力；年轻人求财，中年人永稳，老年人永养等等。这本来是很自然的现象，但由于没了道德跟信抑的衡量，一切都变得过度。贪婪两字占据了灵魂！
      思想，道德无非就是信抑的利诱准则。有信抑的穷人相信来生，有信抑的富人相信可以不死，有信抑的年轻人相信他的未来，有信抑的老人相信他的子孙会比他更好！这些就是所谓的积德，这是一种自我约束。也是自然的规律，谁不按原则办事就会有相对的报应。
     在这种各派思想并争的年代，就比如古战国时代。势必要出一代伟人来统一的在这种各派思想并争的年代，就比如古战国时代。势必要出一代伟人来统一的.
     中国正在孕育着一代圣人——大思想家！

怎样做人 怎样成才(cái)

——美国微软公司副总裁李开复给中国学生的信

李开复，华裔美国科学家，美国微软公司副总裁，他在语言识别、人工智能、三维图形和国际互联网多媒体等领域享有很高声誉，他的成功特别引起我国青年人的关注。李先生也特别关注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创业等，在他给中国学生一封长长的信中，结合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谈人生感悟，不乏真知灼见。相信读者一定能从中得到启示。

一、不诚实、不讲信用的人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曾面试过一位求职者。他在技术、管理方面都相当出色。但是，在谈话之余，他表示，如果我录取他，他可以把在原来公司工作时的一项发明带过来。随后他似乎觉察到这样说有些不妥，特作声明：那些工作是他在下班之后做的，他的老板并不知道。这一番谈话之后，对于我而言，不论他的能力和工作水平怎样，我肯定不会录用他。原因是他缺乏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和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诚实”和“讲信用”。如果雇用这样的人，谁能保证他不会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把在这里的成果也当作所谓“业余之作”而变成向其他公司讨好的“贡品”呢？这说明，一个人品不完善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人的。

二、团队精神有助你成功

对于一个集体、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国家，团队精神都是非常关键的。微软公司在美国以特殊的团队精神著称，像Windows2000这样的产品的研发，有超过3000名开发工程师和测试人员参与，写出了5000万行代码。没有高度统一的团队精神，没有全部参与者的默契与分工合作，这项工程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为了培养团队精神，我建议同学们在读书之余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团体的工作。在与他人分工合作、分享成果、互助互惠的过程中,你们可以体会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在团队之中，要勇于承认他人的贡献。如果借助了别人的智慧和成果，就应该声明。如果得到了他人的帮助，就应该表示感谢。这也是团队精神的基本体现。

三、永远给自己设立很具挑战性的目标

给自己设定目标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目标设定过高固然不切实际，但是目标千万不可定得太低。在21世纪，竞争已经没有疆界，你应该放开思维，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给自己设定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标准，才会有准确的努力方向和广阔的前景，切不可做“井底之蛙”，千万不要有“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思想。

一个一流的人与一个一般的人在一般问题上的表现可能一样，但是在一流问题上的表现则会有天壤之别。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说过：“不要竭尽全力去和你的同僚竞争。你更应该在乎的是：你要比现在的你更强。”你应该永远给自己设立一些很具挑战性、但并非不可及的目标。

四、直接了当沟通，利己利人利集体

有了客观的意见，你就应该直接了当地表达。如果做任何事情都像“打太极拳”，会让人不知所云也会造成很多误会。有一次，在微软研究院工作的一位研究人员就自己所选择的研究方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作了一番分析，认为这个方向有不少问题，但如果他坚持，我愿意支持他试着去做。结果他认为我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不允许他去做，所以他就选择了其他的方向。后来他要出差时，负责行政事务的人告诉他，你可以选择乘火车或者坐飞机。他认为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暗示他坐火车，因为坐飞机太贵。其实,他的猜测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沟通方式是直接了当，而他却在“打太极拳”。这之后，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文化讲座，让员工们了解到，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现在，研究院里这类的误会少了很多。

    拐弯抹角，言不由衷，更糟糕的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讲，这样对他人和自己都毫无益处，最后只能是破坏了集体的团结。这样的人、这样的作风既不能面对社会，也不可能在科学研究中走出新路，更不可能在激烈的商战中脱颖而出。

五、掌握最基本的学习工具和方法

几天前，报纸上登出一条息，说有中学生辍学去开网络公司。我认为这并不值得提倡。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讲，在校生活是系统地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学习思考和解决问题方式的好机会。这些东西将成为你未来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就像建一栋高楼,如果不打好基础,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研究水平无疑是世界一流的。而除了美国之外，你会发现英国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当突出的。究其原因，其实就是语言问题。英国人可以毫无阻碍地阅读美国乃至全球各种最新的英文研究报告和资料。这对于他们把握研究方向、跟踪最新进展，发表研究成果都有很大的帮助。因此,英语学习对于我们作研究的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只有加强这方面素质的培养，才能适应将来的发展。我建议，学英语先学听说，再学读写，而且务必在大学阶段完全解决英语学习的问题。等到年龄大了，要付出的代价相比就会大得多。

除了英语之外，数学、统计学对理工科学生也是很重要的基础课程，是不可忽视的。数学是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你们一定要用心把它学好，不能敷衍了事。我今天就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花更多的功夫把数学学得更好些。另外,计算机应用、算法和编程也都是每一个工科学生应该熟悉和掌握的，它们是将来人人必须会用的工具。

    科技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在校学习的目的，其实就是掌握最基本的学习工具和方法，将来利用这些工具和方法，再去学习新的东西。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一书里有篇文章叫“谦卑学习班”，这篇短文妙趣横生，讲的是美国富人要学会谦卑的故事。而我们的现实生活却另有一番色调，那就是对还没有富起来的人来说，更要学会谦卑。因为在一般人眼里，对有钱人的心态普通是一种仇富心理，过去是吃不到葡萄说它酸，现在是吃不到就生恨，恨意绵绵、微妙、私密，但于事无补。中国古人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是的，当我们化怨恨为心平气和，化嫉妒为理性，就会发现富人为什么成其为富人，穷人何以成其为穷人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打造我们好生活的动力，是迈向美好、健康、富裕、充实的人生第一步！

1 、自我认知

  穷人：很少想到如何去赚钱和如何才能赚到钱，认为自己一辈子就该这样，不相信会有什么改变。

  富人：骨子里就深信自己生下来不是要做穷人，而是要做富人，他有强烈的赚钱意识，这已是他血液里的东西，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致富。

2 、休闲

  穷人：在家看电视，为肥皂剧的剧情感动得痛哭流涕，还要仿照电视里的时尚武装自己。

  富人：在外跑市场，即使打高尔夫球也不忘带着项目合同。

3 、交际圈子

   穷人：喜欢走穷亲戚，穷人的圈子大多是穷人，也排斥与富人交往，久而久之，心态成了穷人的心态，思维成了穷人的思维，做出来的事也就是穷人的模式。大家每天谈论着打折商品，交流着节约技巧，虽然有利于训练生存能力，但你的眼界也就渐渐囿于这样的琐事，而将雄心壮志消磨掉了。

   富人：最喜欢交那种对自己有帮助，能提升自己各种能力的朋友。不纯碎放任自己仅以个人喜好交朋友。

4 、学习

  穷人：学手艺。

  富人：学管理。

5 、时间：

   穷人：一个享受充裕时间的人不可能挣大钱，要想悠闲轻松就会失去更多挣钱的机会。穷人的时间不值钱的，有时甚至多余，不知道怎么打发，怎么混起来才不烦。如果你可以因为买一斤白菜多花了一毛钱而气恼不已，却不为虚度一天而心痛，这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

   富人：一个人无论以何种方式挣钱，也无论钱挣得是多是少，都必须经过时间的积淀。富人的玩也是一种工作方式，是有目的的。富人的闲闲在身体，修身养性，以利再战，脑袋一刻也没有闲着；穷人的闲闲在思想，他手脚都在忙，忙着去麻将桌上多摸几把。

6 、归属感

   穷人：是颗螺丝钉。穷人因为自身的卑微，缺少安全感，就迫切地希望自己从属并依赖于一个团体。于是他们以这个团体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让自己的一切合乎规范，为团体的利益而工作，奔波，甚至迁自徙。对于穷人来说，在一个著名的企业里稳定地工作几十年，由实习生一直干到高级主管，那简直是美妙得不能再美妙的理想了。

    富人：那些团体的领导者通常都是富人，他们总是一方面向穷人灌输：团结就是力量，如果你不从属于自己这个团体，你就什么都不是，一名不文。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招兵买马，培养新人，以便随时可以把你替换。

7 、投资及对待财富

   穷人：经典观点就是少用就等于多赚。比如开一家面馆：收益率是 100% ，投入 2 万，一年就净赚 2 万，对穷人来说很不错了。穷人即使有钱，也舍不得拿出来，即使终于下定决心投资，也不愿冒风险，最终还是走不出那一步。穷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鸡生蛋，蛋生鸡，一本万利……但是建筑在一只母鸡身上的希望，毕竟是那样脆弱。

   富人：富人的出发点是万本万利。同样的开面馆，富人们会想，一家面馆承载的资本只有 2 万，如果有 1 亿资金，岂不是要开 5000 家面馆？要一个一个管理好，大老板得操多少心，累白多少根头发呀？还不如投资宾馆，一个宾馆就足以消化全部的资本，哪怕收益率只有 20% ，一年下来也有 2000 万利润啊！

8 、激情：能不能干成事，首先要看有没有激情。

   穷人：没有激情。他总是按部就班，很难出大错，也绝不会做到最好。没有激情就无法兴奋，就不可能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大部分的穷人不能说没有激情，但他的激情总是消耗在太具体的事情上；上司表扬了，他会激动；商店打折了，他会激动；电视里破镜重圆了，他的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流，穷人有的只是一种情绪。

   富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这样的激情，穷人终将不是穷人！激情是一种天性，是生命力的象征，有了激情，才有了灵感的火花，才有了鲜明的个性，才有了人际关系中的强烈感染力，也才有了解决问题的魅力和方法。

9 、自信

    穷人：穷人的自信要通过武装到牙齿，要通过一身高级名牌的穿载和豪华的配置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自信，穷人的自信往往不是发自内心和自然天成的。

    富人：李嘉诚在谈到他的经营秘决时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光景好时，决不过分乐观；光景不好时，也不过度悲观”。其实就是一种富人特有的自信。自信才能不被外力所左右，自信才可能有正确的决定。

10 、习惯

    穷人：有个故事，一个富人送给穷人一头牛。穷人满怀希望开始奋斗。可牛要吃草，人要吃饭，日子很难。穷人于是把牛卖了，买了几只羊，吃了一只，剩下的来生小羊。可小羊迟迟没有生下来，日子又艰难了。穷人又把羊卖了，买成鸡。想让鸡生蛋赚钱为生，但是日子并没有改变，最后穷人把鸡也杀了，穷人的理想彻底崩溃了。这就是穷人的习惯。

    富人：据一个投资专家说，富人成功秘决就是：没钱时，不管多困难，也不要动用投资和积蓄，压力会使你找到赚钱的新方法，帮你还清帐单。这是个好习惯。性格形成习惯，习惯决定成功。

11 、上网络

    穷人：上网聊天。穷人聊天，一是穷人时间多，二是穷人的嘴天生就不能闲着。富人讲究荣辱不惊，温柔敦厚，那叫涵养，有涵养才能树大根深。穷人就顾不了那么多，成天受着别人的白眼，浑身沾满了鸡毛蒜皮，多少窝囊气啊，说说都不行？聊天有理！

    富人：上网找投资机会。富人上网，更多的是利用网络的低成本高效率，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和项目，把便利运用到自己的生意中来。

12 、消费花钱

    穷人：买名牌是为了体验满足感，最喜欢试验刚出来的流行时尚产品，相信贵的必然是好的。

  富人：买名牌是为了节省挑选细节的时间、与消费品的售价相比，他们更在乎产品的质量，比如会买 15 元的纯棉 T 恤，也不会买昂贵的莱卡制品。

    请认真看看穷人和富人的根本差异吧！不要忘了随时检测一下自己的观念和态度，也许你现在正站在穷人和富人中间的那条路上呢！祝我们大家都成功！